天津市资讯｜天津河西区友谊路街梅江街干群合力再掀扫，神农集团：全资子公司“云南神农对于离开故乡的人而言，无论生于农村还是城市，都有一份乡愁。只是乡愁与乡愁之间却不尽相同，因为故乡与故乡差别太大。
正是这些差异，让春节期间走红网络的文章《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日记》引来很多争议，褒贬皆有。日前，新华社记者走进这篇文章中写到的王家塆，看看博士的家乡究竟什么样。
这里没有一些农村常见的污水河、垃圾山、光山头，也没有一些富裕农村里那么多的摩托车和汽车。
这十多年里，家家户户基本都建起了两层小楼，粉白的楼房掩映在幽绿的大山背景下，看上去星星点点，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村支书滕夕除告诉记者，全村300多户人，只有五保户、低保户家没有修房子，其余都修了小洋楼。
修建于2006年的通村公路只能通到村部，去王家塆的路还没有修。连绵阴雨天已经把道路浸泡得松软，春节里放过的礼炮的纸屑被人们踩着和进了泥土中。
王家塆在一个“Y”字型的山坳里，不过十多户人，是一个自然村，村子顶上是种着蔬菜的梯田，村子脚下是一个水库。
十多户人家的楼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依地势而建，高低错落，没有一些平原农村常见的院子和门户，都是墙挨墙，房挨房，甚至门对门，路显得逼仄紧凑。
正月初九，塆子里却很冷清，路过的几户人家都闭着门，连狗都没有看到一条，只有几只鸡在屋檐下呆着，但能看到几股炊烟袅袅升起。
与很多农村不一样的是，王家塆所在的1组没有通水泥路，整个大雾山村8个村民小组，仅有1个小组修建了水泥路，其余7个小组都未通路。一到雨天，出门异常困难，本乡村民一般就闭门不出。老支书晏见明说：“这些年我们的楼房修了，通村的路修了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其他的变化就没了。”
晏见明一家6口人，只有不到3亩地，女儿女婿都在外地打工，他们老两口守着土地在家照看外孙。老晏说，这两年水稻品种好，地里的收成可以保住口粮了，钱还是要靠别的挣。他养了30箱蜜蜂，靠着这个一年能有5000元到3万元不等的收入，还在山地上种了7亩的板栗，一年毛收入1万多。
近年来，随着科技、市场、政策的多方利好，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王家塆这样的山村，变化着实不能算大。在很多地方正在搞的土地流转，在大雾山村还没怎么开始。
做了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滕夕除介绍，全村有899人，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，超过三分之一，土地几乎全部季节性撂荒，但是也没有一户人家通过土地流转成为种植大户。
在很多农村发展迅猛的专业合作社，在大雾山村也没出现。尽管这里以板栗闻名，但都以各家散种为主。“除了外出务工，村民们没有别的出路。”
王家塆算是大雾山村比较大的塆子。因为离通村公路不算太远，又守着水库，条件尚且算不错。大雾山村还有很多小塆子，它们躺在更里面的深山坳里，连宽一点的泥路都没有，只有山路。
在温州打了10多年工的周林告诉记者，他家原来就在老山坳里，每天早上上学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村小。前几年父母花钱在村部所在的2组买了地，才总算飞出了山窝窝，但是土地、老房都留在那里了。
“我们那个塆子只有五六户人家，现在一户都没有了，没人去了，房屋都塌了，土地也没人种了。”周林说。
滕夕除说，这样的“废弃”塆子，仅她所在的3组，就有两三处。整个大雾山村应该有十多处。
王磊光的父母是典型的传统农民，勤劳、朴实，很热情。家里新修了两层楼，房间很大，因为借钱修楼，目前还没有余力装修。客厅的家具很简单，几把小木椅子，一台旧式电视机。
王磊光的堂哥王曙光说，他家是塆子最后一家修楼的，其他家早就修了。修楼的费用花了20多万，而且不算王磊光父母的人工成本。“这已经是很不小的数目了，对于农村人来说，修楼大多数都是要借钱的。”
王曙光说，昨天他从自己孩子的手机上看到了王磊光的文章。“磊光写的就是我们的村子，很客观，很真实。”
滕夕除没有把文章全部看完，她看了一部分，不过她认为，关于王家塆山村的描写还是很客观的。
“大别山里，我们这样的村子很多，隔壁还有个村，比我们村更穷，条件更差。偏远的山村，跟平原和城市郊区的农村不一样，这些年发展了、变化了，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那么剧烈。”
滕夕除介绍，2014年大雾山村的人均GDP上报的数字是三四千，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两千。罗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而大雾山村又是贫困县的贫困村。村级债务现在还有20多万，没有集体资产和资金，村干部的工作很难开展，连收取新农合和养老保险的保费，每年都要到家家户户催要三四次，而山下临近县城的村子，农民都是主动交保费。除了经济原因，山村农民的观念和意识也保守落后一些。
关于农村大龄男性单身问题，滕夕除认为现实情况比文章中写的要严重。她没有做过全村的统计，但是在她生活的3组，一个小组就有10多个大龄单身男性娶不到亲。“我隔壁家一个男人快30岁，之前还带过来一个外地女朋友，都怀孕了，但是女孩回去后就不同意了。原因是他家太穷，两兄弟住在一栋房子里，而大哥已经结婚生子，这种情形哪个女孩愿意嫁？”
初中没有毕业，年仅15岁的他就去温州打工，成为了一名制鞋生产线上的工人。十多年来，他每年春节都回家，以前是一个人回家，2012年结婚后，每年两个人都回家过年。
今年才22岁的妻子，是在温州打工认识的老乡，湖北阳新县人，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。他们的儿子刚过两岁生日，在这个充斥着不太好懂的方言环境里，小孩却说一口普通话。周林说，我们一直教他说普通话，在家也让爷爷奶奶跟他说普通话。
周林理解的乡愁很朴实，就是思念家乡、思念家人。“形象一点，再过几天，我就又要离家去温州了，这几天心里都挺难受的，有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，家里有父母有儿子，有重重的牵挂；然后，每到下半年要回家过年，数着回家的日子，觉得过得特别慢，难熬得很，这就是我的乡愁，我想家想父母。”
问及如果能留在城市安家，他会不会不回来了。这个80后农民工却给出了意外的答案。“我肯定是要回来的，在外漂泊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周林说，这些年他也尝试过回乡创业，就是想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谋生的事业。
2012年，凭借在温州制鞋的工作经历，他和妻子在罗田县开了一个鞋店。“可能是因为我们进过来的鞋子太时尚了，生意一直亏本，没办法又回去打工。”
周林也想过在家里搞养殖业，但是终究没有踏出这一步。他的想法是：“我才30岁，如果现在砸下钱来搞养殖，不管成功不成功，就是困在这大山里。我想40岁的时候再回来吧。那个时候我肯定不能在外漂了。”
武汉大学文学院风景史研究专家张箭飞教授表示，在中国30多年高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时空如同蒙太奇一样快速切换，变化比很多国家几百年都剧烈。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乡愁，一个王家塆是载不动的。
中国农村也是千差万别的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，在最近这20年里，农村几乎是“自由生长”，发展差距也日益拉大。城镇化的进程中，人、财、物等资源外流，农村相对于城市，衰落是必然趋势。这样一个现象和问题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解读，有文学的描述，有社会学的观察，有经济学的考量等等，这也是“乡愁热”“乡村热”的原因之一。
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，是社会高速发展必经的阵痛。贺雪峰认为，政府在农村基层应当担负起维护底线生存条件的角色，比如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改善、农村文化生活秩序的重建等。“给农民生活以希望和意义，政府必须作为，也可以作为。”(记者黄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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